[34]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六条虽然将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但从它用的依据一词来看，其他规范性文件仍然是裁判依据而非裁判理由。

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同样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10]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45页。在刑法学中，其被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但其行为过当时，得减本罚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处罚。这既是学术认识上的幼稚，也是行政法治上的宿敌。这是消极违法性判断的基本逻辑与大概功用。

《德国违反秩序法》，查云飞译，载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页。[54]《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必须要在梳理和理顺宪法规定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以及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和制度联系之后，提出一个不同于宪法文本规定的新的解释方案，才能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这是从法理上存在着完整科学的宪法规范的角度来发现保留在宪法文本深处应当有的宪法事项。

例如，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9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最后，新立法法第11条第1至10项在通过列举方式确立法律保留事项的同时，又通过第11项所规定的兜底性条款在抽象意义上又确认了法律保留原则的正当性，该条款规定的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属于兜底性条款，其规范功能相当于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事项。但在明确了宪法保留原则这一概念的实证价值之后，即便是宪法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可以通过法律加以具体化，但仍然有部分宪法条款在法理上和制度上不能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加以法律化，故在立法监督工作中，依据这部分被保留的宪法条款或原则，仍然可以对被审查对象开展独立的合宪性审查，这部分审查工作是合法性审查所不能覆盖的，必须要作为独立的立法监督工作加以完成。

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三是规定在一个国家宪法文本中的各项宪法制度，是由宪法文本中的各项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构成的制度体系。

这种宪法的直接限制，由于来自于宪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是拘束人民或国家机关，都是合宪的，一般称其为‘宪法保留原则。即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但对于什么是宪法专有的，宪法专有的以何种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陈新民教授没有做过多的探讨。所谓宪法文本上的沉睡性条款并非是不能通过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加以具体化法律化的条款，而且基于种种原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实施的条款。

一、宪法保留原则来源于宪法自身作为根本法的特性为什么要确立宪法保留原则存在的正当性？这一点，可以从法律保留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中得到证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明确无误的宪法保留条款的特性，该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很显然，包括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说，这种特权应当包括不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立法权的行为。授权性规范是依据宪法可以加以补充、拓展的，是属于传统法理意义上的可以具体化法律化的宪法规范，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可以按照宪法的授权性规范的要求来制定各种具体的法律规范。

来源：《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如果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没有通过精准的语言文字表达清晰，导致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的适用出现争议，故在寻找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时，就无法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就需要对隐藏在宪法文本中的默示性宪法规范的存在形式给予法理上的揭示和解读。

结 语总的来说，宪法保留原则并非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宪法实践来加以实证化的制度概念。宪法保留原则可以很好地体现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规范特性，可以有助于约束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明确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制度界限。

美国宪法第10条也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规定享有宪法解释职权，所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负责监督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法理上是完全行得通的。此外，明确宪法保留原则概念存在的正当性依据还可以从现行宪法缺少对宪法制定权的规定中合理地推导出来。沈寿文在《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一文中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基本权利作为合宪性审查中重要性事由。由于合宪性审查涉及到对宪法中的保留事项或宪法保留原则的界定，因此，对宪法进行必要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故依据宪法第67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因此，在实践中也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宪法解释职权来发现宪法保留事项，故宪法保留事项到底存在多大范围，宪法条款的重要性如何加以确定，如何对被审查对象依据宪法保留原则进行程序性的合宪性审查，这些工作都依赖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动作为，否则，宪法保留原则就只能沦为法理概念，长期埋藏在宪法文本中得不到制度实践的挖掘和确认的重要性原则也只能沉睡，就会干扰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顺利推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性教育课程案件中提出了重要性原则值得参考。美国宪法之父之一杰斐逊曾经指出：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并非我担心的唯一问题，或许可以说不是我所担心的主要问题。

通过确认宪法文本中的宪法保留原则的存在以及科学地界定宪法保留原则的内涵、明确宪法保留事项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规范特征和意义，可以有效推进依宪立法原则的贯彻落实，同时可以进一步增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实效性，在有效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两种不同的立法监督制度基础上，全面提升宪法实施的水平和能力。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很显然，人民享有宪法制定权可以视为现行宪法的宪法保留事项，而且还可以从宪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条款中推导出来。二、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宪法保留条款的识别方法及宪法保留原则的规范特性宪法保留原则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其基本的规范功能是立法意义上的，通过宪法保留原则来明确宪法规范自身的范围以及有效地维护宪法各项规定的最高法律权威。

一方面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明确监督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另一方面可以在《立法法》中设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立法机关的暴政才是真正最可怕的危险。《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中，还包含了宪法保留原则的精神。其次，新立法法第11条中所涉及的法律保留事项本身触及了相关的宪法保留事项，故在没有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情形下，新立法法第11条设计的法律保留条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当性瑕疵

第135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根据上述条款规定，行政权明显在法律效力上要比立法权低一个档次，行政权在制度层面必须受到立法权和法律的限制。

结合新立法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在修改《立法法》的时候，围绕着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监察法规的立法活动，是很严格地遵守了宪法的相关规定的，在立法中自觉地遵守和服从了宪法保留原则，没有超出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行使的国家立法权的范围。一、宪法保留原则来源于宪法自身作为根本法的特性为什么要确立宪法保留原则存在的正当性？这一点，可以从法律保留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中得到证明。

例如，宪法第102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什么是宪法精神？为什么在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还能够允许宪法精神的存在？为什么宪法精神可以作为立法的宪法依据？这些最基础性的立法依据问题在传统宪法学和立法学理论框架内基本上属于无解的问题。

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只有立法权能够反映民意，而行政权只是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管理权力，故在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背景下，让行政权服从立法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否则，作为民意机关行使的立法权可能就会受到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不当制约。一方面，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依据有三个方面：宪法、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宪法可以作为监察法规的直接立法依据。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虽然缺少像法国1958年宪法中的明确无误的禁止性宪法保留事项，但也存在较为抽象意义上的禁止包括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宪法保留事项。结 语总的来说，宪法保留原则并非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宪法实践来加以实证化的制度概念。

很显然，上述条款是通过明确禁止制定法律的事项来将禁止事项作为宪法保留事项，充分体现了宪法保留原则的基本精神。五、宪法保留原则的规范化要求从实证层面来看，宪法保留属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中专有事项。

首先，上述条款的基本特性是划分立法权限，故按照新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体制，目前可以从事立法活动的主体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还包括了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此外，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都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由于法学界迄今为止对宪法保留问题探讨很少，尚未就宪法保留的规范性要求形成基本共识，故从宪法保留事项的基本规范特征出发，以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规定为例，大致可以对宪法保留原则的规范化提出以下几个法理要求：一是宪法文本中的明文禁止性事项都属于宪法保留范围。

此外，明确宪法保留原则概念存在的正当性依据还可以从现行宪法缺少对宪法制定权的规定中合理地推导出来。毫无疑问，此种意义上的宪法保留原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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